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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during 2015 Sino-Foreig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Dubbing Cooperation Symposium, in correlation wi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15.

【影视】我愿搭起一座桥梁——对话印度尼西亚作家、翻译家翁鸿鸣

2015-07-22 14:45| Original author: 徐奕欣|Location: 中国文化译研网

Description: 有这样一位印尼华侨，他第一次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直接翻译成印尼语，引入印度尼西亚；他又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下他在寻根之旅的种种感悟，直接展示了一个印 尼华侨关于故乡和他乡的思考。他是翁鸿鸣（Agustinus Wibowo），印度尼西亚裔华人，双语作家，自由翻译者，同时也是将余华作品翻译引入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

东南亚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华人，他们侨居异地，但是仍然与中国血脉相连。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略微有些模糊的概念，因为在异国，除了长辈们的 口耳相传，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文化的途径。然而，有这样一位印尼华侨，他第一次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直接翻译成印尼语，引入印度尼西亚；他又用自己的生花 妙笔，写下他在寻根之旅的种种感悟，直接展示了一个印尼华侨关于故乡和他乡的思考。他是翁鸿鸣（Agustinus Wibowo），印度尼西亚裔华人，双语作家，自由翻译者，同时也是将余华作品翻译引入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

翁鸿鸣在大会上发言翁鸿鸣先生

在研讨会上谈到，拉丁文化和美洲文化给印度尼西亚带来新的文化视角，在采访中，他也谈起了不同文化对印尼的影响。印尼的文化向来比较多元，因此对其他文化 的接受度也很高，印度电影、韩国电影、日本电影都曾经在当地掀起热潮。翁鸿鸣说，由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印度电影曾经在印尼掀起浪潮。这 种文化的交流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遁形匿迹的，今天的印尼人很难意识到自己使用的很多日常用语都来自于印度电影，更深层次上关于爱、斗争的观念也深受 印度电影的影响。中国的电影也对印尼影响很大，但是很多都是关于“功夫”的。 翁鸿鸣说，在香港的电影传入之前，他们很少看到反映中国日常生活的电影。香港电影因为其喜剧性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也是一个巨大 的成功，相比起来，大陆电视剧的主题多是历史、宗教和武侠，让印尼的观众不免难以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对应起来。为什么反映中国日常生活的电影传播得比较少 呢？他这样问。而当我们问起近年来在中国上很受欢迎的韩国电影、电视剧时，翁鸿鸣说，印尼的年轻人们同样非常喜欢韩国的电影、电视剧。韩国电影有中国电影 所没有的一个因素：引发潮流，即时尚，食物和音乐。经过韩国导演、电视台的精心包装，这些电影、电视剧让印尼观众看到了一个与印象中不一样的韩国，帅气漂 亮的男女演员、好听的歌曲和好看的舞蹈都让年轻人觉得很酷，甚至有很多印尼人民开始学习韩语。当然，翁鸿鸣也提到，对于印尼来说，很多热门事物都是一时 的，比如日本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传入就曾引发日本动漫和爱情片的潮流。中国的武打片和一些英雄主义的电影也曾引发这样的潮流。这样的潮流往往需要一 个契机，比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印尼市场的第一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因为是第一次为中国电视剧配音，观众都觉得很有趣，中国电影、电视剧 一下子也受到大肆追捧。但是，像这样的契机必须仔细思考才能找到，要发挥创造力，了解印尼当地的市场，有时候就会有惊喜。

谈 起余华，这个他首先翻译作品引入印度尼西亚的作家，他的语调有些起伏，似乎难以表述自己对这个作家的崇敬。他说他在翻译余华的《活着》的时候就哭了，看张 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的时候也深深地被打动。而关于余华的《兄弟》，这是最让他读罢心碎的一部作品，他说余华用一种有距离感、近乎冷漠的方式来写死亡， 而他的笔触越冷漠，就越让人触动。而他之所以会想到将余华的作品引入印度尼西亚，除了与他情感上的触动有关，还与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种种相似有关。他 首先提到，在印尼，华人曾经历不同的大起大落，曾经挣扎，曾经苦求生存，也曾经为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到困惑。而余华的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叙述，尤其是一些关 于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如何奋力求得生存、又如何幸免于难的描写，余华所展示的这些人生哲学引发了他的共鸣，他更希望能引发印尼当地华人的共鸣。同时，印尼是 一个有着多样文化的国家，单从名字来说，“Indonesia”中的“Indo”代表印度，“nesia”则 代表群岛。印尼吸收了很多来自印度的文化，比如佛教和印度教，而在中国，佛教的传入也与印度有关，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更多在文化层面上的相似性和 联系，这也是翁鸿鸣一直强调要在印尼和中国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的重要原因。然而，很多印尼人并没有意识到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这种联系，他们认为本国文化 与美国文化之间的相似度更高。这种现象与印度图书市场上大量来自欧美的进口图书有关。但是在翁鸿鸣看来，东方各国如中国、韩国、日本等，其实与印尼有更多 的相似点，比起在印尼消费的美国作品，来自东方国家的书是远远不足的，这也是他最开始从事出版行业的原因。要引介中国图书到印度尼西亚市场，就不能不谈到 翻译这个重要的环节。翁鸿鸣直言他在阅读一些中国小说时，由于都是从英语版本翻译而来，就已经完全失去了“中国味”。 他认为，将中文直接翻译成印尼语，这种东方语言内部的翻译实际上比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印尼语要更贴切。就此，他成为了第一个将中国文学作品直接翻译成 印尼语的译者。他还提到，印尼的中文译者非常少。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尼当地华人不允许学习中文，年轻一代的印尼华侨很多都不会说中文，更不要提写作和 翻译。而老一辈的印尼华侨会说中文，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印尼语与现在年轻人所使用的却是大不相同。除去语言上的不便，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对双语内容都要理解和 掌控，译者要充分理解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美和层次才能实现文学、文化层面上的翻译。这与电影翻译对语言的要求是不同的。翁鸿鸣不免遗憾地说，印尼，这个全 世界拥有华人最多的国家，本应该有更多中文译者。

座谈会上的翁鸿鸣

翻译对两个国家来说，不仅是一座沟通的桥梁，很多时候还是一面镜子：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阅读另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在反观自我，甚至是更深层次上的理解自 我。因此，翁鸿鸣认为在翻译余华的作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历史环境。比如余华作品中呈现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印尼的读者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在印 尼的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社会环境，把这样的作品引介进来，对读者而言就相对容易理解。余华是一个善于使用语言来营造人物性格的作家，特别是对于一些底层 人物，比如《活着》中的福贵老汉，整部小说基本由他的自述构成，因此就有不少俚语和口头语。要将这样一个底层的农民所使用的语言翻译成另一门语言，还要保 证其原汁原味，无疑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工作。翁鸿鸣说，余华使用的语言简单，甚至粗俗，而印尼人普遍喜欢幽美、华丽、高级的语言。但他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还 是使用了一些相对粗俗低级的词汇，甚至会故意掺杂一些符合农民身份的语法错误。而使用这种适时地使用不规范语法的方式也是因为中文和印尼语同属于东方语 系，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很相似，所以很容易翻译，也很容易理解。因此，印尼的读者一开始会感觉很新鲜，会不那么适应这些语言，但是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这是 由印尼本土人翻译的作品。这也因为翁鸿鸣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印尼华人平时说话的独特语气，印尼的读者也能感觉到书中浓浓的中国氛围。用当地人理解的“中国味”来阐释中国，这或许是对所有译者的借鉴。

翁鸿鸣对中国和印尼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或许不只是因为他印尼华侨的身份，还与他身为作家特有的敏感性格有关，他也希望能用自己的书为两国搭 起一座桥梁。他说，在他的游记中，不只有对于所到之处的描写，更有对于寻根之旅的感悟。旅居国外多年的他回到印尼时，母亲因为癌症即将离世。坐在母亲的床 边，他听她讲述了身为一名印尼华侨关于寻根、关于内心挣扎的故事，讲述他过去没有听过、也没有关心过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5年 里母亲的经历，他也向母亲诉说着那些关于他曾到过而母亲从未到达的远方的故事。在他的游记里，母子两人各自的寻根记忆汇成了并列的故事，他相信会对印尼华 侨在当地获取理解很有帮助。他还提到，接下来，这本书即将被拍成电影，他希望能够得到和中国电影企业合作的机会来合拍这部电影。寻根这个主题，对两个国家 的人民、对两个国家相互的理解都是很重要的。

后记：他 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表达的人。从他并不长时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为一个身上流动着中国血液的外籍人士对中国多层面的理解。寻根之情，这是他的感 性；用寻根之情引导他人一起发现自我，这是他的理性。感性和理性交织，他用翻译、用文字为中国和印尼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